从去年开始，全国大中城市70岁左右年龄的人群纷纷聚会，许多年轻人都不解，这些人在干啥？告诉大家，这些人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批初、高中生，他们是年纪轻轻就离开各自的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他们卷入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最浩大、涉及人数最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今天的聚会，是为了追忆和纪念他们上山下乡的50周年。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当年去了遥远的黑龙江。 挤上火车奔赴黑龙江 1969年的6月24日，是我人生中难以忘却的一天。上海站人声鼎沸，一辆即将开往黑龙江的绿皮火车上，挤满了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家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即将奔赴黑龙江。他们簇拥在窗口，依依不舍地向站台上来送别的亲人和朋友挥手告别。不少知青不知是挤不到火车的窗口位置，还是不愿意直面自己亲人的缘故，站在车厢里默默地与亲人告别。 说是知青，就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够格，那年我17岁，还是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就不得不弃学务农的毕业生，个子还没有长透，也根本不知道要去的黑龙江有多远。 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走走停停，差不多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一直到6月27日上午才到达终点站——黑龙江北安县龙镇火车站。这是一个没有围墙、设施极其简陋，却能通达大上海的火车站。 下了火车，引龙河农场派车来接我们了。我们这批大约1000多名从上海虹口区来的知青，按照不同的分场编号排队，分别坐上农场派来的几十辆敞篷式解放牌汽车，向各个分场驶去。 作者近影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比我们先到农场的上海长宁区知青和哈尔滨知青热烈欢迎我们，帮我们提行李，让我们感受到了远离父母后的新的温暖。 由于房屋不够，一开始我们住在帐篷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家”，是葱葱绿草地上的一排崭新的军用帐篷，里面有还未干透的两排木板床铺。幸好6月的东北气候已经开始转暖，因此，并不觉得住帐篷很冷。 在良种站见识广袤的黑土地 出生在大上海的我，到了黑龙江后，才见识了广袤的黑土地。引龙河农场大约有84万亩地，共由13个分场组成，我所在的分场为二分场，同时也是引龙河农场的良种站。说是良种站，感觉与一般的分场差别并不大，仅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区实验站在搞品种培育。我们分场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小麦和大豆。 在良种站，有一片地被称之 “西大岗”，每一条垄足足长达几公里，看不到头。站在岗上放眼望去，延绵的黑土地几乎连着天际。28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在黑土地里行走时，驾驶员甚至可以闭着眼睛慢悠悠地开，因为到了地头就会自然碰到还未开垦的草墩子，“轰隆”一声，提醒你到了。那不断翻垦出来的黑土地，黑的冒油，散发着黑土的芳香，极其肥沃。 夏天时，农场井里打出的水可以直接饮用，放点上海带来的糖精，喝下去如同冰镇饮料，特别解暑。冬天确实很冷，冰天雪地、白雪皑皑、北风呼啸，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40多度，冻得人眼睛发麻、头皮发痛。当时盛行“农业学大寨” “变冬闲为冬忙”，冬天我们也出去干活，用铁镐把冻得非常坚硬的、覆盖着黑土的牛粪猪粪刨出来，一块一块装在平板车上，然后送到地里，等来年开春融化后就成了有机肥。有时也会不小心把冻着的草皮子当成粪，刨出来送到地里了，结果一到开春融化后发现不是粪，只好把它从地里再一块一块搬出来，真是费力不讨好。 东北的冬季是白短夜长，可一到夏季，却是白天长黑夜短，早上差不多三点就天亮了，晚上十点还黑不下来，这是我们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时候。“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也就是早上三点半就要出去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每天在地里的时间要近20个小时，严重睡眠不足。晚上刚睡下去没几个小时，起床号就又响了，马上又得起来下地干活，每天感觉就像没睡过觉一样。 在农场赶牛车的经历 刚到农场那年，我被分配赶牛车。马车潇洒、跑得快，而牛车平和、走得慢。黑龙江的牛车一共用四头牛拉，架车的是辕牛，前面则是分别套着绳索的三头牛，牛车尽管行进速度不快，但要驾驭这四头牛，让它们协同发力和听从指挥还真不容易，鞭子打的部位和吆喝都很有讲究。 作者在农场出黑板报 一开始，自己赶牛车水平不行，牛车不听使唤，有一次还差点把命丢了。记得那天是拉土豆，车上装了满满一车土豆，回去路上，我坐在前面赶车，另一位战友坐在装满土豆的车上，牛车慢慢悠悠地走着。没想到经过一条沟坎时，车一震动，我突然从车前滑落到车底，坐在车上的那位战友大吃一惊，赶紧“驭”一声叫停了牛车，声音严厉而急切。我赶紧从车底爬出，真是捡了条命，如果不是这声“驭”，那我注定会被装满土豆的牛车碾压过去，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牛的力气绝不亚于马，一旦车底下有什么东西挡着，这些拉车的牛绝对不会就此停下，而是会用力拉过去，这恐怕就是“牛脾气”的特点吧。 后来，我学会了赶牛车技术，赶车前套牛，收工时卸掉牛套，把牛赶进牛棚；也学会了装车，还能甩鞭杆子，把皮鞭打得啪啪响；能叫停牛车，也能让牛车在行进中拐弯和倒退。高兴起来，还能让牛车跑起来，与马车比比速度。 在林甸县参加“引嫩工程”建设 大庆，是党中央在上世纪60年代树立的工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上升，使地层压力不断下降，需要灌注大量的水加强地层压力才能出油。国家水利部门由此决定在两年时间内，要在黑龙江省的嫩江与大庆之间，凿筑一条人工河，将嫩江的水引入大庆，从源头上解决油田缺水的长远问题。1972年秋天，刚满21周岁的我和很多农场知青奔赴松嫩平原，参与了这项简称为“引嫩工程”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我们的工地坐落在荒凉的松嫩平原林甸县，该工程几乎是通过分工包段的人海战术推进。引水的干渠深3米多，截面为上宽约10米、下宽约5-6米的倒梯形状，干活的工具主要是铁筒锹、扁担和铁丝编的土篮子。我和姜开和的个子小，挑土担子没有优势，就专门负责用铁筒锹挖土装土篮子，然后由排长李孝刚等人挑走，堆盖到堤坝上。我们配合很默契，工程进度很快。 铁筒锹挖土，与其说是“挖”，实际上是“捅”，也就用铁筒锹沾一下水，这筒锹就特别锋利。而黑龙江的泥土一般不夹石子，非常细腻，一筒锹下去就是一长条大土块，带着一定的水分，装满两个篮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因此挑担的尤其辛苦，不仅分量重，而且还要挑着走上坡。当然我们装土的也不轻松，一个人要供几个挑土的，没有歇的时间。特别是夏天，烈日当头照，我们弯着腰不停地挖，一天下来，身上的汗水在衣服上都能结成一层白色的盐渍。有时是光着膀子干，一天下来背上都能撕下一层薄薄的皮，所谓炎日底下干活要脱层皮，还真不假。 每天高强度劳动，消耗多，吃得也多。当时送到工地的馒头、菜和凉水，二两一个的馒头，我一口气至少能吃四个，那水喝起来一次就好几大杯。“引嫩工程”倾注了知青们的辛勤汗水，这一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工程结束后，我获得了先进表彰。 奔赴小兴安岭参与山林大火的扑救 我下乡时还经历过一次森林扑火，那可是刻骨铭心、难以想象的经历。大概是1975年秋天，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发生了森林大火，一接到命令，我们农场的男同胞们立刻坐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迅速奔赴火场。那时没有专门的扑火工具，每个人手上举着一根长长的大树杈。还未到现场，站在山坡上，遥看山那边熊熊燃烧的大火，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森林中没有道路，尤其到了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只能人盯着人，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起伏不平的林中行走，像急行军一般。说是扑火，不过是扑打已经烧过的余火，以防止再次燃烧。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每个人穿的衣服都被树杈刮破，脸上全是沾着被烧过的树枝焦炭，个个都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燥。 当时，发给我们的干粮是咸大头菜，还有我们平时很想吃的饼干。可走了这么多的路，早已疲劳不堪，只是想喝水，根本咽不下这些饼干。在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场合，与饼干相比，水的效用恐怕更大。我们也长了些知识，扑灭这样的大火不是仅有勇气就行的，而是要有科学的办法，首先应打出隔离带，控制大火蔓延，其次是把握风向，特别是要注意风向突然转变。 扑了两天的火，终于得到了返回的指令，大家如释重负，坐着汽车返回农场。一到农场，留守的女同胞们热烈地夹道迎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蓬头土面、衣服破碎，但却像凯旋而归的英雄，疲劳感顿时一扫而光。 在炕头上分享聚餐快乐 平心而论，黑龙江农场的生活除了比较辛苦外，业余生活还是蛮有趣的。比如大家经常会搞搞聚餐，就是平时合得来的朋友建立伙食团，自己动手合伙聚餐。尤其是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回不少好吃的东西，如大米、咸肉、香肠、各种罐头，还有上海的香烟、大白兔奶糖、麦乳精等等。 在农场里吃饭基本都是合伙的，聚餐的场面很热闹。大家拿出自己带来的好东西，凑在一起，然后再到小卖部买些酒和罐头，到食堂里买些菜，一下子就变成了十几个菜。没有像样的桌子，就把菜都放到睡觉的炕上。当时最解馋、最好吃的是咸肉烧大米饭，就是烧一大圆盆饭（相当于食堂里盛菜的大圆盆），开吃时，每个人手中一把相当于汤勺这么大的不锈钢勺子，被我们称之为“强盗勺”的铁勺。原因是每个人肚子里都没油水，饿得慌，这样吃起来自己不会吃亏。那时，我们的胃口都特别好，那煮熟的一大盆喷喷香的咸肉大米饭，三下五除二就被抢吃一空。 由于平时农场食堂荤菜少，为了改善生活，有时就会想些歪门邪道的办法，比如晚上到农场的“鸡号”里悄悄地抓几个正在打瞌睡的鸡宰了吃；白天有时看到农场家属养的鹅在我们住的房前闲庭信步，就会悄悄抓起来压在石板下，等到晚上再悄悄宰了烧了吃。本事大的，竟然能在寒冷的冬天晚上，拉着雪橇，从一个分场到另外一个分场，偷偷将猪号里养的猪，活生生地拉走宰了吃。这些事情并不光彩，可在那个年代，也是无奈之举。 形形色色的打赌游戏 更有趣的是，在农场还见识了形形色色而且带有一定刺激性的打赌游戏。比如，打赌吃罐头肉，要求在10分钟内吃掉5个罐头，吃完后还要再抽支烟，如果反应正常，就可赢得旁观者们每人押的一两块钱。记得那次是在“引嫩”工程工地上，有一位绰号叫“老馒头”的六分场上海知青，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得很，要挑战这一活动，当时都觉得他一定会赢。可没想到，他吃罐头肉的方法并不科学，先是把罐头里的肉全吃了，剩下的肉冻他没有直接吃下去，而是热了一下喝下去，看起来速度比较快，但是一冷一热，估计胃不舒服了，吃下去没多久就吐了出来，只能铩羽而归。 后来，他请了一位个子不高，并且瘦瘦的知青朋友来挑战，结果这位貌不惊人的家伙极其从容，在规定时间内不仅把5罐猪肉连同肉冻一气呵成全部吃光，而且还悠闲地抽了一支烟，丝毫没有显示出要把吃进去的东西喷出来的感觉，最后赢了押在桌上的钱。 又如，打赌吃鸡蛋，要求5分钟内吃掉20个鸡蛋，并且不能生吃，要炒熟了吃。印象中是我们分场绰号叫“二毛”的知青挑战了这一活动。看起来他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把20个鸡蛋打在碗里炒了个半熟状态，想一口气吃下去。前三分钟，发现他已经吃下去一大半，我当时觉得他一定能赢了，可没想到剩下的一点点蛋，他实在咽不下去了，又吐了出来，真是“欲速则不达”。 记忆中我们分场的施虹达最有本事，我亲眼看着他吃煮熟的鸡蛋，只见他在房间里稳稳地踱方步，走一圈吃两个，10圈下来就吃掉了20个鸡蛋，而且吃完后像没事一般，还到地里干活去了，这真是个奇才。更有甚者，还打赌喝酱油，我亲眼看见一位哈尔滨的知青喝下一瓶酱油，结果小便出来的全是酱油色。 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的经历 在黑龙江我有幸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那是1977年下半年，我25岁，报了名。那次考试分为两次，一次是初试，初试通过可以再参加复试。我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只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记忆中数学只读到因式分解，什么指数、对数、几何，根本不懂，物理化学都要到初二年级才学，更是一窍不通。 读过高中的知青朋友李耀宗、林惠众、付浩源等人对我进行了细心的辅导，我通过了初试。准备复试的那些日子，我卯足劲学习。晚上有时没有电，就点着蜡烛看书。我这样的知识基础根本不敢考理科，只能考文科，因为文科可以背。 记得当时考试的地理题中，考日本北方四岛的地名，正巧我复习时背过；还有一道几何题目，其含义我实际并不是太懂，完全是靠复习时做过而背出来的。那次高考，究竟考的如何我心中并没有底，但考前五个志愿选项，我选择了理想的学校。考完后就回上海过年去了。 1978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从黑龙江招生办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的大意是：“你所报考的志愿都已被录取满，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经系财会专业仍有名额，是否愿意就读？”尽管这个学校在当时很一般，但我父亲还是鼓励我去读。他说：“你应该去读，出来至少可以当个会计，总比在农场当个农工要好”。于是，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到黑龙江招生办办理了手续，然后又到农场办了离场手续，带着行李，乘坐火车到1958年由王震将军主持创建、坐落在黑龙江密山县裴德镇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报到，成为最后一个到学校报到的77级学生。 这么算起来，我在黑龙江整整达13年，9年农场下乡经历，4年大学本科经历。我既要感谢高考恢复给我带来的机遇，但更要感恩9年农场生活对我的磨练，感谢一路走来为我付出了许多帮助的“黑兄们”。没有这一切，我的人生道路恐怕不会出现新的转折。 知青，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我们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我们追忆50年前的我们，不是为了回到50年前，而是要保持50年前那颗年轻而有活力的心灵，青春永驻、朝阳永在！ 从去年开始，全国大中城市70岁左右年龄的人群纷纷聚会，许多年轻人都不解，这些人在干啥？告诉大家，这些人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批初、高中生，他们是年纪轻轻就离开各自的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他们卷入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最浩大、涉及人数最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今天的聚会，是为了追忆和纪念他们上山下乡的50周年。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当年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挤上火车奔赴黑龙江1969年的6月24日，是我人生中难以忘却的一天。上海站人声鼎沸，一辆即将开往黑龙江的绿皮火车上，挤满了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家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即将奔赴黑龙江。他们簇拥在窗口，依依不舍地向站台上来送别的亲人和朋友挥手告别。不少知青不知是挤不到火车的窗口位置，还是不愿意直面自己亲人的缘故，站在车厢里默默地与亲人告别。说是知青，就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够格，那年我17岁，还是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就不得不弃学务农的毕业生，个子还没有长透，也根本不知道要去的黑龙江有多远。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走走停停，差不多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一直到6月27日上午才到达终点站——黑龙江北安县龙镇火车站。这是一个没有围墙、设施极其简陋，却能通达大上海的火车站。下了火车，引龙河农场派车来接我们了。我们这批大约1000多名从上海虹口区来的知青，按照不同的分场编号排队，分别坐上农场派来的几十辆敞篷式解放牌汽车，向各个分场驶去。作者近影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比我们先到农场的上海长宁区知青和哈尔滨知青热烈欢迎我们，帮我们提行李，让我们感受到了远离父母后的新的温暖。由于房屋不够，一开始我们住在帐篷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家”，是葱葱绿草地上的一排崭新的军用帐篷，里面有还未干透的两排木板床铺。幸好6月的东北气候已经开始转暖，因此，并不觉得住帐篷很冷。在良种站见识广袤的黑土地出生在大上海的我，到了黑龙江后，才见识了广袤的黑土地。引龙河农场大约有84万亩地，共由13个分场组成，我所在的分场为二分场，同时也是引龙河农场的良种站。说是良种站，感觉与一般的分场差别并不大，仅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区实验站在搞品种培育。我们分场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小麦和大豆。在良种站，有一片地被称之 “西大岗”，每一条垄足足长达几公里，看不到头。站在岗上放眼望去，延绵的黑土地几乎连着天际。28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在黑土地里行走时，驾驶员甚至可以闭着眼睛慢悠悠地开，因为到了地头就会自然碰到还未开垦的草墩子，“轰隆”一声，提醒你到了。那不断翻垦出来的黑土地，黑的冒油，散发着黑土的芳香，极其肥沃。夏天时，农场井里打出的水可以直接饮用，放点上海带来的糖精，喝下去如同冰镇饮料，特别解暑。冬天确实很冷，冰天雪地、白雪皑皑、北风呼啸，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40多度，冻得人眼睛发麻、头皮发痛。当时盛行“农业学大寨” “变冬闲为冬忙”，冬天我们也出去干活，用铁镐把冻得非常坚硬的、覆盖着黑土的牛粪猪粪刨出来，一块一块装在平板车上，然后送到地里，等来年开春融化后就成了有机肥。有时也会不小心把冻着的草皮子当成粪，刨出来送到地里了，结果一到开春融化后发现不是粪，只好把它从地里再一块一块搬出来，真是费力不讨好。东北的冬季是白短夜长，可一到夏季，却是白天长黑夜短，早上差不多三点就天亮了，晚上十点还黑不下来，这是我们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时候。“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也就是早上三点半就要出去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每天在地里的时间要近20个小时，严重睡眠不足。晚上刚睡下去没几个小时，起床号就又响了，马上又得起来下地干活，每天感觉就像没睡过觉一样。在农场赶牛车的经历刚到农场那年，我被分配赶牛车。马车潇洒、跑得快，而牛车平和、走得慢。黑龙江的牛车一共用四头牛拉，架车的是辕牛，前面则是分别套着绳索的三头牛，牛车尽管行进速度不快，但要驾驭这四头牛，让它们协同发力和听从指挥还真不容易，鞭子打的部位和吆喝都很有讲究。作者在农场出黑板报一开始，自己赶牛车水平不行，牛车不听使唤，有一次还差点把命丢了。记得那天是拉土豆，车上装了满满一车土豆，回去路上，我坐在前面赶车，另一位战友坐在装满土豆的车上，牛车慢慢悠悠地走着。没想到经过一条沟坎时，车一震动，我突然从车前滑落到车底，坐在车上的那位战友大吃一惊，赶紧“驭”一声叫停了牛车，声音严厉而急切。我赶紧从车底爬出，真是捡了条命，如果不是这声“驭”，那我注定会被装满土豆的牛车碾压过去，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牛的力气绝不亚于马，一旦车底下有什么东西挡着，这些拉车的牛绝对不会就此停下，而是会用力拉过去，这恐怕就是“牛脾气”的特点吧。后来，我学会了赶牛车技术，赶车前套牛，收工时卸掉牛套，把牛赶进牛棚；也学会了装车，还能甩鞭杆子，把皮鞭打得啪啪响；能叫停牛车，也能让牛车在行进中拐弯和倒退。高兴起来，还能让牛车跑起来，与马车比比速度。在林甸县参加“引嫩工程”建设大庆，是党中央在上世纪60年代树立的工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上升，使地层压力不断下降，需要灌注大量的水加强地层压力才能出油。国家水利部门由此决定在两年时间内，要在黑龙江省的嫩江与大庆之间，凿筑一条人工河，将嫩江的水引入大庆，从源头上解决油田缺水的长远问题。1972年秋天，刚满21周岁的我和很多农场知青奔赴松嫩平原，参与了这项简称为“引嫩工程”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我们的工地坐落在荒凉的松嫩平原林甸县，该工程几乎是通过分工包段的人海战术推进。引水的干渠深3米多，截面为上宽约10米、下宽约5-6米的倒梯形状，干活的工具主要是铁筒锹、扁担和铁丝编的土篮子。我和姜开和的个子小，挑土担子没有优势，就专门负责用铁筒锹挖土装土篮子，然后由排长李孝刚等人挑走，堆盖到堤坝上。我们配合很默契，工程进度很快。铁筒锹挖土，与其说是“挖”，实际上是“捅”，也就用铁筒锹沾一下水，这筒锹就特别锋利。而黑龙江的泥土一般不夹石子，非常细腻，一筒锹下去就是一长条大土块，带着一定的水分，装满两个篮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因此挑担的尤其辛苦，不仅分量重，而且还要挑着走上坡。当然我们装土的也不轻松，一个人要供几个挑土的，没有歇的时间。特别是夏天，烈日当头照，我们弯着腰不停地挖，一天下来，身上的汗水在衣服上都能结成一层白色的盐渍。有时是光着膀子干，一天下来背上都能撕下一层薄薄的皮，所谓炎日底下干活要脱层皮，还真不假。每天高强度劳动，消耗多，吃得也多。当时送到工地的馒头、菜和凉水，二两一个的馒头，我一口气至少能吃四个，那水喝起来一次就好几大杯。“引嫩工程”倾注了知青们的辛勤汗水，这一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工程结束后，我获得了先进表彰。奔赴小兴安岭参与山林大火的扑救我下乡时还经历过一次森林扑火，那可是刻骨铭心、难以想象的经历。大概是1975年秋天，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发生了森林大火，一接到命令，我们农场的男同胞们立刻坐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迅速奔赴火场。那时没有专门的扑火工具，每个人手上举着一根长长的大树杈。还未到现场，站在山坡上，遥看山那边熊熊燃烧的大火，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森林中没有道路，尤其到了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只能人盯着人，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起伏不平的林中行走，像急行军一般。说是扑火，不过是扑打已经烧过的余火，以防止再次燃烧。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每个人穿的衣服都被树杈刮破，脸上全是沾着被烧过的树枝焦炭，个个都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当时，发给我们的干粮是咸大头菜，还有我们平时很想吃的饼干。可走了这么多的路，早已疲劳不堪，只是想喝水，根本咽不下这些饼干。在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场合，与饼干相比，水的效用恐怕更大。我们也长了些知识，扑灭这样的大火不是仅有勇气就行的，而是要有科学的办法，首先应打出隔离带，控制大火蔓延，其次是把握风向，特别是要注意风向突然转变。扑了两天的火，终于得到了返回的指令，大家如释重负，坐着汽车返回农场。一到农场，留守的女同胞们热烈地夹道迎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蓬头土面、衣服破碎，但却像凯旋而归的英雄，疲劳感顿时一扫而光。在炕头上分享聚餐快乐平心而论，黑龙江农场的生活除了比较辛苦外，业余生活还是蛮有趣的。比如大家经常会搞搞聚餐，就是平时合得来的朋友建立伙食团，自己动手合伙聚餐。尤其是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回不少好吃的东西，如大米、咸肉、香肠、各种罐头，还有上海的香烟、大白兔奶糖、麦乳精等等。在农场里吃饭基本都是合伙的，聚餐的场面很热闹。大家拿出自己带来的好东西，凑在一起，然后再到小卖部买些酒和罐头，到食堂里买些菜，一下子就变成了十几个菜。没有像样的桌子，就把菜都放到睡觉的炕上。当时最解馋、最好吃的是咸肉烧大米饭，就是烧一大圆盆饭（相当于食堂里盛菜的大圆盆），开吃时，每个人手中一把相当于汤勺这么大的不锈钢勺子，被我们称之为“强盗勺”的铁勺。原因是每个人肚子里都没油水，饿得慌，这样吃起来自己不会吃亏。那时，我们的胃口都特别好，那煮熟的一大盆喷喷香的咸肉大米饭，三下五除二就被抢吃一空。由于平时农场食堂荤菜少，为了改善生活，有时就会想些歪门邪道的办法，比如晚上到农场的“鸡号”里悄悄地抓几个正在打瞌睡的鸡宰了吃；白天有时看到农场家属养的鹅在我们住的房前闲庭信步，就会悄悄抓起来压在石板下，等到晚上再悄悄宰了烧了吃。本事大的，竟然能在寒冷的冬天晚上，拉着雪橇，从一个分场到另外一个分场，偷偷将猪号里养的猪，活生生地拉走宰了吃。这些事情并不光彩，可在那个年代，也是无奈之举。形形色色的打赌游戏更有趣的是，在农场还见识了形形色色而且带有一定刺激性的打赌游戏。比如，打赌吃罐头肉，要求在10分钟内吃掉5个罐头，吃完后还要再抽支烟，如果反应正常，就可赢得旁观者们每人押的一两块钱。记得那次是在“引嫩”工程工地上，有一位绰号叫“老馒头”的六分场上海知青，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得很，要挑战这一活动，当时都觉得他一定会赢。可没想到，他吃罐头肉的方法并不科学，先是把罐头里的肉全吃了，剩下的肉冻他没有直接吃下去，而是热了一下喝下去，看起来速度比较快，但是一冷一热，估计胃不舒服了，吃下去没多久就吐了出来，只能铩羽而归。后来，他请了一位个子不高，并且瘦瘦的知青朋友来挑战，结果这位貌不惊人的家伙极其从容，在规定时间内不仅把5罐猪肉连同肉冻一气呵成全部吃光，而且还悠闲地抽了一支烟，丝毫没有显示出要把吃进去的东西喷出来的感觉，最后赢了押在桌上的钱。又如，打赌吃鸡蛋，要求5分钟内吃掉20个鸡蛋，并且不能生吃，要炒熟了吃。印象中是我们分场绰号叫“二毛”的知青挑战了这一活动。看起来他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把20个鸡蛋打在碗里炒了个半熟状态，想一口气吃下去。前三分钟，发现他已经吃下去一大半，我当时觉得他一定能赢了，可没想到剩下的一点点蛋，他实在咽不下去了，又吐了出来，真是“欲速则不达”。记忆中我们分场的施虹达最有本事，我亲眼看着他吃煮熟的鸡蛋，只见他在房间里稳稳地踱方步，走一圈吃两个，10圈下来就吃掉了20个鸡蛋，而且吃完后像没事一般，还到地里干活去了，这真是个奇才。更有甚者，还打赌喝酱油，我亲眼看见一位哈尔滨的知青喝下一瓶酱油，结果小便出来的全是酱油色。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的经历在黑龙江我有幸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那是1977年下半年，我25岁，报了名。那次考试分为两次，一次是初试，初试通过可以再参加复试。我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只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记忆中数学只读到因式分解，什么指数、对数、几何，根本不懂，物理化学都要到初二年级才学，更是一窍不通。读过高中的知青朋友李耀宗、林惠众、付浩源等人对我进行了细心的辅导，我通过了初试。准备复试的那些日子，我卯足劲学习。晚上有时没有电，就点着蜡烛看书。我这样的知识基础根本不敢考理科，只能考文科，因为文科可以背。记得当时考试的地理题中，考日本北方四岛的地名，正巧我复习时背过；还有一道几何题目，其含义我实际并不是太懂，完全是靠复习时做过而背出来的。那次高考，究竟考的如何我心中并没有底，但考前五个志愿选项，我选择了理想的学校。考完后就回上海过年去了。1978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从黑龙江招生办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的大意是：“你所报考的志愿都已被录取满，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经系财会专业仍有名额，是否愿意就读？”尽管这个学校在当时很一般，但我父亲还是鼓励我去读。他说：“你应该去读，出来至少可以当个会计，总比在农场当个农工要好”。于是，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到黑龙江招生办办理了手续，然后又到农场办了离场手续，带着行李，乘坐火车到1958年由王震将军主持创建、坐落在黑龙江密山县裴德镇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报到，成为最后一个到学校报到的77级学生。这么算起来，我在黑龙江整整达13年，9年农场下乡经历，4年大学本科经历。我既要感谢高考恢复给我带来的机遇，但更要感恩9年农场生活对我的磨练，感谢一路走来为我付出了许多帮助的“黑兄们”。没有这一切，我的人生道路恐怕不会出现新的转折。知青，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我们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我们追忆50年前的我们，不是为了回到50年前，而是要保持50年前那颗年轻而有活力的心灵，青春永驻、朝阳永在！

文章来源：高中生 网址: http://gz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91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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